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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匡 政:余光中,活在民族的语文中《作家报》2017.12.22. 第51期(总第1089期.执行总编辑:李长洲)第二

2017-12-28 18:00 来源:作家报 作者:执行总编辑:李长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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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叶匡 政:余光中,活在民族的语文中 台湾著名诗人、文学家余光中, 2017 年 12 月 14 日仙逝。老先生离世已是鲐背之年,走时又无病痛,绝对是喜丧了。余光中生活的这 90 年,可谓中国最不平静的 90 年,一直上演着各类战乱人祸、生离死别的悲剧。余光中除童

叶匡 政:余光中,活在民族的语文中

台湾著名诗人、文学家余光中,20171214日仙逝。老先生离世已是鲐背之年,走时又无病痛,绝对是喜丧了。余光中生活的这90年,可谓中国最不平静的90年,一直上演着各类战乱人祸、生离死别的悲剧。余光中除童年时,与母亲为躲战乱有过逃亡颠沛的日子,其后所受磨难极少。生于此世,能如此平安地走完一生,确是一种大福报、大圆满了。

 

余光中一直驰骋文坛,他作品量极丰,在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领域均有建树。与余光中有过复杂纠葛的陈芳明,对余光中的评价是客观的:以诗为经,以文为纬,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,斐然可观;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,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。

余光中20岁,就在大陆发表过第一部诗集。我最早读余光中的诗,是在四川的《星星诗刊》。1982年,诗人流沙河在那里开过一个专栏,叫台湾诗人十二家,前面有介绍和赏析的文章,后面附了诗人的诗作。那时余光中的《乡愁》,在大陆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。我13岁,上初二。不用说,台湾诗人的诗让我大开眼界,写诗的胆子也变得大起来。流沙河在文章开篇,就引了余光中的名篇《当我死时》:

当我死时,葬我,在长江与黄河之间

枕我的头颅,白发盖着黑土

在中国,最美最母亲的国度

我便坦然睡去,睡整张大陆

听两侧,安魂曲起自长江,黄河

两管永生的音乐,滔滔,朝东

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

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,满足地想……

这大概是我读到余光中的第一首诗,好像是为今天写的,如今他已坦然睡去,睡整张大陆,可以听两侧,安魂曲起自长江,黄河/ 两管永生的音乐,滔滔,朝东1980年代初,读到这样的诗,我大吃一惊,在我幼小心灵所激起的波澜,并不亚于今天孩子首次看到VR影像。我高中时能写出被编辑视为前卫的诗,与这种阅读经验是分不开的。

 

如今大陆一说起余光中,说的都是他的诗歌《乡愁》,也多以乡愁诗人称呼他,似乎他只写这一首诗。这是他的幸运,也是他的不幸。幸运的是,他有一首诗能让这么多人知道并记住;不幸的是,这种记住使他的文学面孔显得单一,甚至可说是对他的简化和矮化。这种一首诗主义自古以来就存在,但如果只到这首诗为止,就认为自已认知了一位诗人,可能会被诗人看作最悲哀的事。

余光中其实是个诗歌风格多变的诗人,他前后写过800多首诗,如他自已所说,是个多妻主义者。他早年学英文专业出生,又到美国留过学、教过书,早年诗作深受西方现代诗影响,不过因未走出新月派和五四新诗的基调,他的现代性与1980年代后大陆现代诗的风格,还不大相同。1960年代后,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古典文学,期望自已能对传统有所改造,诗歌完全走出了西化风格,想在古典节奏中有所创造,诗歌显出传统的一面。如他自已所说:少年时代,笔尖所染,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,便是泰唔士的河水。所酿也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。到了中年,忧患伤心,感慨始深,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,伸向那块大陆,去沾泪罗的悲涛,易水的寒波,去歌楚臣,哀汉将,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,陈子昂在幽州台上,抬一抬杠。其后,他受美国摇滚乐启发,开始注重从民歌中汲取营养,开始追求诗的音乐性和可诵性,常有诗歌如歌词般简洁、适于吟诵,《乡愁》一诗就是那时的产物。

不过,余光中无论歌咏乡愁亲情,还是吟诵汉魂唐魄,或是悲叹现实沦落,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古典文人的情怀。在他那一代诗人中,他或许是激烈的,他会哀叹中国中国你是不治的胃病”“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”“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,但在1990年代后的大陆现代诗人眼中,他的诗仍偏于传统,这或许是一个诗人难以摆脱的时代性,但从某种程度上看,这也是余光中自觉的追求。如他所言一位诗人最大的安慰, 是为自己的民族所热爱,且活在民族的语文中。当我死时,只要确信自己能活在中文最美丽、最母亲的中文里, 仅此一念,即可含笑螟目。从今天他逝去后大陆民众的反应看,他做到了。

在他那一代诗人中,余光中无疑是一个有着清醒的语言意识的诗人。这和他早年的英文学习和翻译经验有关,也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有关。这种语言意识,或许当代的很多现代诗人不认同或不喜欢,但不失为一种努力的方向。在余光中看来,地道的中文与国人的关系日渐生疏,包括文言文与民间口语。所以他后期的诗作,包括他的散文,都在努力恢复地道的中文”“原有的那种美德。在熟悉英语的余光中看来,措词简洁、句式灵活、声调铿锵,就是中文的生态。他的语言,在他人看来可能是保守的,但对余光中来说,那一直是他中文创新的试验。他一直期望中文缓慢而适度的西化高妙的西化,认为太快太强的西化,会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。所以,他批评艾青,认为在新诗人中,论中文的蹩脚,句法的累赘。很少人比得上艾青。

余光中的这种语言意识和追求,在他的散文中表现尤为明显。他自称右手为诗,左手为文,以诗为正宗,文为副产。他的散文写作,也比写诗要晚10年,但散文的成就,似乎要超过诗歌,余光中也认为自已在散文艺术上的进境,后来居上,竟然超前了诗艺。在散文中,他的语言意识很清晰,是完全反欧化的,也反对五四时期朱自清们的白活文纯粹观,认为以笔就口,口所不出,笔亦不容,是划地为牢,非常注重吸收文言的优点,如对仗匀称,平仄和谐,词藻丰美,句法精练等。他在批评朱自清的散文时,就说过欧化得来的那一点精密的幻觉,能否补偿随之而来的累赘与繁琐,大有问题;而所谓精密是否真是精密,也尚待讨论。他认为即便欧化能带来精密,应只限于论述文。

从语言和文体角度看,余光中散文实现了自已的理想。他注重行文的节奏、单调、章法和句法的变化,注重声色并茂、古今相通、中西交感,注重吸收文言的严整简洁,英文的主客井然,试验语言的速度、密度和弹性,文章好读而不刻板,确实做到了让中国的文字,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。但这仍然只是语言的追求,散文的境界,却不完全是由语言决定的,作家的生命经验与生存体验的份量,往往也决定了文章的份量。余光中的散文,确实体现了一个中国文人健康、诚垦的情感世界,家庭伦常、故国故人、自然山川在他的文章中都有表现,但因他一生非常顺利,长年在书斋生活,虽然摆脱了他反对的伪学者散文的某些毛病,但他的散文在生命体验的厚重度仍略显不够。这或许是一个作家,要为一生顺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 

余光中做了一生的教授,但骨子里还是一个诗人。相比起他的诗、文来说,他的评论倒显得更为率性真实。他在1970年代提出要改写新文学史,对戴望舒的诗、朱自清的散文、艾青的诗等都有过严肃的批判。他批评朱自清的散文庸俗而肢浅”“滑稽与矛盾,在伤感滥情等方面作出了示范;认为朱自清的散文想象不够充沛,所以写景之文近于工笔,欠缺开阅吞吐之势他的句法变化少,有时嫌大俚俗繁琐,且带点欧化。他的譬喻过分明显,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,至于感性,则仍停闺在农业时代,太软大旧。他的创作岁月,无论写诗或是散文,都很短暂,产量不丰、变化不多。

他评价戴望舒:他的产量少,格局小,题材不广,变化不多。他的诗,在深度和知性上,都嫌不足。他在感性上颇下功夫,但是往往迷于细节,耽于情调,未能逼近现实。他兼受古典与西洋的熏陶,却未能充分消化,加以调和。他的语言病于欧化,未能发挥中文的力量。他的诗境,初则流留光景,囿于自己狭隘而感伤的世界,继则面对抗战的现实,未能充分开放自己,把握时代。如果戴望舒不逝于盛年,或许会有较高的成就。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,因为三十年代的名作家,一九四九年以后,在创作上例皆难以为继,更无论再上层楼。

大概只有余光中这样真性情的诗人教授,敢如此评价前辈作家了。他也卷入过台湾文坛的一些交锋。1977年,他在《联合报》上发了《狼来了》一文,直到10多年前还在大陆文化界引起过争论。在那篇文章中,他反对的其实是工农兵文学,他认为所谓工农兵文艺,正是配合阶级斗争的一种,文艺,并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,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,是为天真无知;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,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。这里的意思很明白,我想这些观点在大陆人看来,并没有什么错。不像陈鼓应评论余光中的颓废意识、色情主义和流亡心态,大多是对余光中诗歌的曲解或断章取义。这场论战不过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决,其实与文学见解无关。哪一方更有道理,我想历史已给出了答案。

即便这样,余光中晚年也对此进行了解释和反省:《狼来了》一篇是坏文章,所以如此,要把它放回历史的背景上去,才能明白。1977年,大陆刚经历文革,喘息未完。在那场浩劫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。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书,对文革余悸并不陌生。当时我班上的学生,家在广东,常向我亲述文革真相。去港不久,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,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,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,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。某报就曾刊过一首长诗,有这么一句:工人一锤,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!”……文革震骇的压力下,心情沉重,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。对茫茫九州乡思愈深,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,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。海外的左派读到此句,只见梅毒而不见母亲,常斥为反华。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《狼》文的心情,但是不能因此就说,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。当时情绪失控,不但措辞粗糙,而且语气凌厉,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。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,令人反感,也难怪授人以柄,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。

事实上,此文并未让乡土作家们遭受什么厄运,却一直被上纲上线,有点让人无法理解。余光中文中的观点,比起他被指责的崇洋媚外”“色情主义”“颓废意识”“恶劣可鄙的嘴脸和陋习,要温和敦厚多了。据陈映真自已说,余光中后来在私信中曾对他说过:对您造成很大的伤害,对您说对不起。”“请接受我最大的歉意、善意、诚意……”倒是陈映真一方的咄咄逼人、不依不饶让人无法理解。

说起这些往事,一是想让认为余光中只是个乡愁诗人的读者,了解他的率真与丰富性;二是因为听说时至今日,年轻一辈的台湾诗人还有人因此事件,在论及余光中时仍有点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。因一篇《狼来了》,不可以喜欢余光中的诗,对台湾诗人来说,似乎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必然选择。余光中的诗,确实多的是国族之爱和乡愁之美,少了一些诗人需有的叛逆和逃逸反思的乐趣,这其实和他对大陆的政治判断有关,也和他中国文人的情怀有关,据此说他与权力有纠葛,显然有失偏颇。

余光中先生曾告白:我俯仰一生,竟然以诗为文,以文为论,以论佐译,简直有点文体乱伦。不过,仓颉也好,刘勰也好,大概都不会怪罪我吧。写来写去,文体纵有变化,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,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。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,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,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。

这是先生的真心话。

编辑:国际华文作家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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